但是谷贱利于工商，各种手工业品的成本被压到了底线，逃亡而来的人导致城市人口激增，原本小小的沛邑，如今已经有将近十五万人口，已经算是数一数二的大城市。

　　墨家官营作坊利润、商税、消费税，这是泗上地区税收的前三，第四才轮到土地税。

　　半强制推广的、利用旧时代公田制残余的村社，也使得泗上的农夫处在一种新的存在既有力量、又有组织、又可以集体经营。

　　工商业的技术垄断和超额利润，使得墨家不需要在土地税上做文章，因为墨家不是后发，而是先发，技术、组织、工商业水平都在九州前列，不需要依靠农业税进行原始积累的工商业追赶。

　　原始积累，总得有农夫吃苦，墨家不过是把这份苦，转嫁到了九州诸侯国的农夫身上，转嫁到了南海等地区的铜器邦国身上。

　　泗上缺人，于是抬高原材料价格，使得大型土地种植有利可图，勾引已经经历过一次政变的宋国小贵族圈地、驱赶农夫让他们往泗上逃亡。

　　泗上原材料价高了、雇佣成本增加了，于是鼓励进口粮食，迫使本地的劳动力廉价，而转嫁的则是宋、越、楚等地的封地农夫生活更加困苦。

　　泗上需要劳动力，于是墨家那些商贾商会在南海所做的“长工”贸易，填充开发淮北苏北。

　　泗上需要市场，于是对齐开战，强制土改，使得农夫有足够的消费能力，使得商品可以卖出去。

　　泗上需要黄金，于是在南海默许四百人攻下一个邦国，打包所有的宫室黄金。

　　泗上需要九州的文化认同，于是在南海以“有奴隶就是害天下”为名开战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把当地邦国的贵族、巫觋、祭司等文化阶层全部枪决，以阶层斗争对抗当地文化，用当地底层斗当地上层，分给他们土地使得那座城邑成为墨家在南海地区的基地。

　　泗上需要把持贸易利润，于是勾引越国贵族利用农奴和封地的廉价劳力，生产蔗糖、海碱、稻米、茶叶，利用定价权和超额利润收购转卖。

　　泗上需要外贸利润，于是勾结赵国邯郸的工商业者看着公子章和公子朝内战，下注投资，抢夺对草原地区茶铁贸易的专营权。

　　泗上需要减少魏国方向的压力；继续扩张璆琳、丝绸等产品的市场，于是援助秦国建立冶铁作坊、运送军火、卡死南郑，引诱秦国往西，开展贸易，反正秦国可以当丝绸之路的二道贩子获利，丝绸之路的每一次获利，泗上的璆琳丝绸作坊就可以获利一次；用秦国的崛起减轻魏国方向的压力，秦国每在洛水方向增加一个士卒，泗上就可以减少部署在陶邑方向的一个士卒。

　　泗上不只是吸着九州的血在养军队、教师，更是靠着九州之外的在养。

　　工商业不足够发达、新兴资产阶级力量不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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